张元济早就引入了很多英文铅字，但看到那些复杂的公式时也表示：“如果要准确排版它们，我最少要让排字班培训一个月。”

史量才问道：“需要这么久？”

张元济说：“现在识字的人本来就不多，更何况还要认识英文和数学符号的。我开出一个月40元的高薪，才留下了三个懂英文的。而你这些数学公式比以往的入门数学教材要复杂无数倍，一个月我都怕培训不出来。”

李谕笑道：“不需要他们懂，只需要准确无误地排出来就好。”

张元济说：“那样的话，你们就要亲自负责校核。”

一旁的傅兰雅开口说：“校核的工作交给我。”

张元济好心道：“老先生，排出的字很小。”

傅兰雅一点都不服老：“我的眼力即便比不上那些熟练的排字工，但仅仅校核几篇文章有什么难的？”

“好吧，”张元济说，“如果你们专业人士能出面校核，我就单独安排一名排字工帮你们进行排版。”

张元济这句话的诚意很大，他手里的排字工都是能非常熟练地从五六千个铅字中快速找到对应文字并迅速排好字序的老手。

这种人在识字率不高的民国时期很少，属于绝对的“高级技术工人”。

“将来数理排版的需求会越来越多，筱斋兄不用担心浪费人工。”李谕说。

“我怎么会担心这个，”张元济笑道，“而且我还会让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分社同期加紧印刷你们的科学期刊。”

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分社就是京华印书局，在整个北方都相当有实力。清华、北大等高校的研究类刊物，协和医院的报告、表册，故宫的书画集和月刊，还有鲁迅的《彷徨》《呐喊》等书籍都由京华印书局承接。

民国一直有“南有商务，北有京华”，实际上两家最初的老板都是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和京华印书局的印刷设备很先进，基本与世界一流看齐，只要有熟练的排字工，做出来的刊物质量很好。

李谕又向傅兰雅问道：“先生当年的《格致汇编》大概每期刊印多少册？”

傅兰雅说：“《格致汇编》是月刊，初时每卷发行3000册，后来是6000册，高峰期最多达到过9000册。”

当时还是科学启蒙阶段，能达到这个发行量很不容易。

史量才估计了一下说：“我们发行《科学杂志》，创始刊可以定在5000，之后视销售情况随时增加。”

张元济出主意说：“要是能在杂志上专门做一个互动问答栏目，由订阅者提问题，然后疏才兄弟这样的学界大咖们回答，那么月刊发售定到1万册都能做到。”

“折中一下，7500册吧。”李谕最后拍了板。

大体定下杂志的开办事项后，李谕回头就写了一篇关于飞行器的浅要文章，主要是介绍飞行器的历史，以及这四五年的飞机发展的概况。

虽然1903年莱特兄弟就第一次进行了飞行，但飞机真正迎来发展，是他们在法国进行了那次飞行表演并引起欧洲重视之后。

现阶段老美在技术方面比欧洲差了一大截。法、德、英等几国一起发力，飞机立刻走上了快车道。

此时飞机刚经过了一波百花齐放的大发展，大体上有了一个初始轮廓，即便还很原始，但总归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飞机了。

起码安全系数相比以前有了一定改进。

但对于李谕来说，还不太够。

在李谕看来，它们还缺少一个非常关键的安全必备品——降落伞。

这玩意就好比汽车的安全带。

降落伞引起广泛重视源自年初时一个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的裁缝。

最开始是法国发布了一个悬赏：“谁能为飞行员制造出重量不超过25kg的安全降落伞，就能获得1万法郎！”

然后一名叫做弗兰兹的裁缝很快制作出了一款可折叠降落伞，弗兰兹称其为飞行衣。

这款降落伞以丝绸作为伞盖，木棍为支架，与现代意义上的降落伞大相径庭。

为了证实其可行性，弗兰兹用假人试验，进行了多次尝试后都不太理想。他发现必须真人操作并提升高度，才能对自己的飞行衣进行有效升级。

换句话说——要拿人命做实验。

于是弗兰兹亲自穿着自己的飞行衣，站在了埃菲尔铁塔上，下面围满记者和观众。

虽然守卫曾试图阻止过他，但弗兰兹却对守卫说：“我亲自尝试这个实验，是因为想证明我的发明的价值。看好，我72公斤的体重和这项发明将改变你的无知。”

说完，他爬上凳子跨过护栏，犹豫些许后，大喊了一声：“待会儿见！”

一跃而下。

然而他的这项设计由于过于臃肿复杂，并不符合降落伞简单、可靠、易操作的原则，弗兰兹在空中没有完全打开自己的降落伞，反而被紧紧缠绕。

他重重摔在地上，整个过程恰好被记者记录下来。

再之后，降落伞的研制陷入迟滞。

直到1918年左右，真正的降落伞才被一个美国人弗洛伊德研制成功。

他的设计很简单，但起码能用，而且手动拉绳的方式要靠谱太多。

李谕很想过飞机瘾，但没有十足的安全保障之前，他真心不太敢尝试。

另外，历史上的冯如就是在国内的一次飞行表演中遇难身亡。如果有降落伞，生还概率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

说干就干，李谕得赶紧在冯如回国并建好飞机厂生产出飞机前搞定降落伞的研制，不然真怕自己到时再也按捺不住上天的冲动。

才女许多

历史上，《科学杂志》是我国第一部采用西式标点排版的正式出版物，很有意义。

整个民国时期国内对科学的尊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后世还有一些小丑高喊“相对论是假的”“进化论是骗人的”，但民国时期国人对科学真的太尊重了，不会在一知半解下妄加评论。

连守旧派都不敢公开反对科学，最多就是害怕西学一家独大，把国学压下去。又或者保有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把科学当做一种工具，然后一起共存。

后世其实也有类似看法，但实际上已经跳出是不是反对科学的范畴，只是在讲如何应用科学。

杂志的发行效果如预期一样好。

即便知道动乱的时局让教育无法推广，有志青年也难以发挥能量，但李谕还是为国人的科学热情所感动。

杂志社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李谕实在没工夫一一应对，傅兰雅这位老先生更没有那么大精力，李谕只能登报为杂志社再招人。

很快，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上门求职。

之所以一眼就看出她是个女学生，完全是因为现在除了女校，留短发的女生真心不多。

“您就是李谕院士吧？我叫陈衡哲，在报上看到了招人启事。”陈衡哲说。

李谕知道她是位民国才女，名气虽说不算很大，但她的学生一个个都很有名：林徽因、丁玲、萧红、冰心。

称得上是才女之师母了。

陈衡哲受的教育很好，几年前曾在蔡元培参与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学习，英文比较扎实。

而且这位姑娘相当有现代意识，抵制了父母的包办婚姻。父母给她安排的是一个富二代，但陈衡哲相信自由恋爱，死活不同意，然后跑来上海，